记者调查丨从“一刀切”到“组合拳”:岳阳禁捕禁钓中的堵疏辩证法
记者调查丨从“一刀切”到“组合拳”:岳阳禁捕禁钓中的堵疏辩证法
记者调查丨从“一刀切”到“组合拳”:岳阳禁捕禁钓中的堵疏辩证法
照相业的(de)匠人传承与时光印记
洞庭南路百年(bǎinián)故事之二
照相技术于1844年由法国人于勒·埃及尔传入中国澳门(àomén)、广州,从此逐渐(zhújiàn)由南到北,由大城市向(xiàng)中小城市扩展。岳阳的照相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(1892),距今已有133年。笔者近日查阅相关资料,先后走访了几位90多岁的照相业老前辈,并根据作者个人亲历(qīnlì)回顾岳阳照相馆用光与影(guāngyǔyǐng)凝结的故事。
羊叉街开启光与影的(de)序幕
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岳阳人汪继真在县城羊叉街开设了(le)照相(zhàoxiàng)馆,一直未命名。因当时(dāngshí)科学知识尚未普及,有人传言照相底片是用红色(hóngsè)药水冲洗的,系摄入了人体的血液所致,群众信以为真,误以为照相会吸血、照了折寿。因此照相的顾客日渐稀少而歇业。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长江水师兵营炮舰驻扎岳阳,其水师首领之子(zhīzi)余松斋(湖北人)酷爱摄影,遂由其父送到武昌黄鹤楼显真楼照相馆当学徒。宣统末年(1911年),余松斋艺成回岳,与(yǔ)汪继真族弟汪继成(又名汪剑溪)合伙在与羊叉街交界的油榨岭(lǐng)开设了“玉壶冰”照相馆。1913年,棚厂街小学教员汪幼孚三子汪洁吾在“玉壶冰”照相馆学习三年后,与二兄汪慎(wāngshèn)吾在县门口(ménkǒu)开办了“容华(rónghuá)(rónghuá)”照相馆。汪家兄弟经营(jīngyíng)有方,照相业务越做越活,遂于1930年分设照相馆,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栋开“容华”照相馆,汪洁吾则仍在老县(lǎoxiàn)门口开设“荣华”照相馆。
除余松斋的“玉壶冰”、汪慎吾和汪洁吾兄弟的“容华”“荣华”以外,湖北人吴(wú)新庭、吴金元兄弟和孙凤池也(yě)先后来岳阳开设了照相馆。其中(qízhōng)1927年(nián)由湖北鄂城进入岳阳的吴新庭、吴金元兄弟与负责管理岳阳楼的道长签约(qiānyuē),进入岳阳楼两侧的“三醉亭”与“仙梅亭”,分别开设了“天然”和“金元”照相馆。
由于岳阳城关地处南(nán)北交通要道,外来商旅众多,而(ér)当时下火车后,岳阳城内只有经先锋路、塔前街、羊叉街、天岳山、南正街过吊桥至岳阳楼一条“直肠子”街道。因此,随后一些照相(zhàoxiàng)行业从业人员开办的(de)照相馆大都分布在这条如今统称洞庭南路历史文化(wénhuà)街区的老城区域。除(chú)“玉壶冰”“容华”“荣华”以外(yǐwài),还有天岳山的“楚华楼”、油榨岭的“留真”、吊桥的“宛在轩”及后来羊叉街的“银星”等照相馆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日机多次轰炸岳阳(yuèyáng)城,迫使居民疏散,商铺关门。1938年日寇侵占岳阳前夕,“容华”“荣华”“玉壶冰”分别迁往岳阳县渭洞、华容县注滋口。其他迁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谋生计。只有在(zài)“天然”“金元”吴氏兄弟店里担任照相技师的叔叔(shūshū),不放心两位侄子的家业(jiāyè),执意留下守店,结果因(yīn)抵触(dǐchù)日寇被枪杀。日寇占领岳阳8年,只有“大冢”等两家由(yóu)日本人所开的照相馆(分别开在油榨岭和茶巷子)靠拍摄所谓“良民证”上的照片盘剥难民。
抗战胜利后,岳阳照相(zhàoxiàng)馆业主(yèzhǔ)陆续复业。其中湖北人孙凤池在岳阳楼下开设了“银光”照相馆,其子孙建民在羊叉街开设了“银星”照相馆。另有赵考寿在茶巷子开设了“远东”和“唯一楼”两家照相馆。城区内照相业全部经营日光黑白照相,内置玻璃摄影棚,采用蓝布、白布活动调光,照相机一般为德国产蔡斯(càisī)、“蔡纳”镜头(jìngtóu),摄影使用(shǐyòng)德制“埃克法”和美制“柯达”胶卷(jiāojuǎn),也有使用“柯达”颜料色谱,在黑白照片上(shàng)手工加绘(jiāhuì)彩色。也有摄影师走出店门,串街入巷,上门拍照,收费一般略高于店堂,2寸照银圆6角,4寸照则价格加倍。
新中国成立后,社会稳定,岳阳城里的私人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发展到23家,设备(shèbèi)仍较简陋,借用日光在玻璃棚内照相,用活动木制框玻璃架印相。底片与相纸夹在架内,计时以口报数字为准,用日光曝光,用红纸贴在煤油灯上遮住光线洗相。1956年(nián)公私合营,合为7家公私合营照相馆。随后又精简到“天然”“湖山”“容华”三大照相馆。随着(suízhe)城区普及(pǔjí)供电照明,照相工艺有所改善(yǒusuǒgǎishàn),布景式样增多,摄影效果增强(zēngqiáng)。20世纪60年代至(zhì)70年代,照相工艺有了改进,开始用自动快门(kuàimén)电光照相和红光电灯洗相,并采用了电子定时(dìngshí)印相机印相,操作(cāozuò)比较灵敏方便且质量可靠。1970年开始,位于南正街的“旭日”照相馆开始经营照相器材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,讲美即是“封资修”,店里规定只能拍正面照,只能着青、蓝和绿色服饰照,布景、姿势、发型等均(jūn)有限制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拨乱反正,照相行业迅速发展,“光和影”的照相技术和原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(zǒurù)寻常百姓家(jiā)。
照相人不为人知(bùwéirénzhī)的故事
照相机普及之前,岳阳(yuèyáng)城区从事(cóngshì)专业照相的人并不多,从清末到民国三十五年(1946年)照相馆从业人员仅发展到62人。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(hòu)的1956年公私合营,照相馆在(zài)册员工也还只有(zhǐyǒu)70人。在这人数极少的队伍中,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故事。在搜集洞庭(dòngtíng)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故事的过程中,我们从中撷取了几朵浪花:
1945年日寇投降后,逃难回来的(de)(de)(de)(de)吴新庭在靠(kào)岳阳楼三醉亭恢复了“天然”照相馆的营业。吴金元在仙梅亭的“金元”照相馆也重新开业。1948年,原国民党国防部长(guófángbùzhǎng)白崇禧一行军政要员,来岳阳楼游览后拍照合影。当年“天然”照相馆的吴新庭支起老式相机座架,看着荷枪实弹和全副武装的军人,心里异常紧张,慌忙中将6寸胶片暗盒当作8寸暗盒使用。
当照片(zhàopiān)洗出来后,才发现底片小了,合影人群中两边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进去。当时吴新庭一家人吓得差点(chàdiǎn)跑路。随后勤务兵拿照片,看见中间坐着(zhe)的白崇禧等要员在其中,便匆匆拿着照片走了,幸免了一场(yīchǎng)灾祸。
而“银光”照相(zhàoxiàng)馆的孙凤池却没有(méiyǒu)这样幸运。他在抗战胜利前夕,为了养家糊口,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,装着简易的照相洗相设备来到岳阳城里,慢慢积累开了一家“银光”照相馆。“文革”中,他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话,让人知道他在武汉黄鹤楼(huánghèlóu)照相馆做学徒(xuétú)时曾给前来游览的蒋介石(jiǎngjièshí)拍过一张照片。被人揭发后当即被审查(shěnchá)关押,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半年之久。
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(niándài)中期,岳阳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从业人员主要是汪氏家族,有汪继真、汪继成、汪洁吾、汪慎吾等。而(ér)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,岳阳城区照相馆吴、孙两姓几乎占了半壁河山。当年(dāngnián)照相行业公私合营(gōngsīhéyíng)时入册的只有70人,而吴家和孙家子孙后代从业者(cóngyèzhě)众多,如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吴继昌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孙建丽等,称得上是照相世家。
那个(nàgè)年代,照相(zhàoxiàng)业作为(zuòwéi)一门技术活、经验活,拍照讲究用光和角度,冲洗须经多道复杂工序。入行照相技术工种(jìshùgōngzhǒng)需要3年学徒期,照相业的摄影师、暗室师、整修师(修版)、着色(彩色)师等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,因此过去的照相从业人员多系家传。后来岳阳(yuèyáng)城区照相业纳入国营,在商业系统属于特种行业。
“天然”照相馆吴继昌老师傅(lǎoshīfù),练就一手修底片绝活,全凭一双巧手,用简单的铅笔、毛笔、修复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轮廓。尤其是顾客照相时眼睛眨了,他能在底片上(shàng)修复好,避免(bìmiǎn)顾客重新照相。
在老一辈照相(zhàoxiàng)馆师傅中出现了一大批照相高手(gāoshǒu),他们为顾客拍摄的(de)各种人物照片,有的被(bèi)(bèi)作为样板展在橱窗里,成为当时除电影、戏剧之外岳阳城头唯一的“街头文化”,也成就了不少(bùshǎo)爱情佳话。如当时一位“姊妹理发店”的女理发师,因面容姣好被拍成(pāichéng)模特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内,引来不少追求者,不久这位“理发西施”就被巴陵戏剧团的一位名角追求。还有从羊叉街“容华”照相馆调到“岳阳楼”照相馆的戴阳生为当年下放君山茶场的女知青谢元元拍了一张(yīzhāng)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橱窗内。60多年过去了,人们仍对这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记忆犹新(jìyìyóuxīn)。
光与影凝结成(chéng)的时光印记
从20世纪(shìjì)80年代起,随着时代的发展,岳阳(yuèyáng)国有(guóyǒu)照相行业(hángyè)逐渐衰退。原“旭日(xùrì)”照相馆老员工文光楚成为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,他独自跳出国营行业,干起个体照相。之后开设“青春”和“巴黎”照相馆,在岳阳城区名噪一时。接着,曾当过摄影公司一把手的陈汉湘也在南湖大道开办了一家“迎宾”摄影社,凭着他高超的摄影技术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,连市里每次重大的领导接待活动(huódòng)都是安排(ānpái)他担负集体合影任务。
随着市场全面(quánmiàn)放开、科技进步和数码摄像技术的(de)飞速发展,照相行业(hángyè)的门槛不断降低,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出现(chūxiàn)在街头巷尾,尤其是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,使得传统的国营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、市场化(shìchǎnghuà)。2010年,全市商业系统原有企业与人员实行全体改制,目前仅南正街“旭日”照相馆还保留这块招牌,由全市照相行业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女共产党员、国有摄影(shèyǐng)公司(gōngsī)最后一任党支部书记孙建丽延续岳阳照相业百年(bǎinián)来的经营业务。孙建丽16岁就继承老父亲孙凤池和兄长的事业加入照相馆工作,从事过照相、洗相、放相、修相、修底片、彩扩等工作,是个传统照相馆的“全褂子”。她(tā)在国有摄影公司所有(suǒyǒu)员工得到安置后成为“旭日”照相馆的最后一名值守者。今年68岁的她不管刮风下雨,每天一早(yīzǎo)坚持打开店门迎接顾客,此举既照顾(zhàogù)了几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结,也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历史文化印证(yìnzhèng),楼上还保存着几代人用过的照相器材。
过去百年,汪继真、汪慎吾、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方继建、杨建君、严望开等照相行业的前辈们用光和(hé)影为千千万万的顾客和他们(tāmen)的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,那一张(yīzhāng)张用双手拍摄洗印的照片在人们心中凝结成永不褪色(tuìshǎi)的时光印记!
来源:岳阳日报·云梦周刊(zhōukān)


照相业的(de)匠人传承与时光印记
洞庭南路百年(bǎinián)故事之二
照相技术于1844年由法国人于勒·埃及尔传入中国澳门(àomén)、广州,从此逐渐(zhújiàn)由南到北,由大城市向(xiàng)中小城市扩展。岳阳的照相业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十八年(1892),距今已有133年。笔者近日查阅相关资料,先后走访了几位90多岁的照相业老前辈,并根据作者个人亲历(qīnlì)回顾岳阳照相馆用光与影(guāngyǔyǐng)凝结的故事。

羊叉街开启光与影的(de)序幕
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岳阳人汪继真在县城羊叉街开设了(le)照相(zhàoxiàng)馆,一直未命名。因当时(dāngshí)科学知识尚未普及,有人传言照相底片是用红色(hóngsè)药水冲洗的,系摄入了人体的血液所致,群众信以为真,误以为照相会吸血、照了折寿。因此照相的顾客日渐稀少而歇业。
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长江水师兵营炮舰驻扎岳阳,其水师首领之子(zhīzi)余松斋(湖北人)酷爱摄影,遂由其父送到武昌黄鹤楼显真楼照相馆当学徒。宣统末年(1911年),余松斋艺成回岳,与(yǔ)汪继真族弟汪继成(又名汪剑溪)合伙在与羊叉街交界的油榨岭(lǐng)开设了“玉壶冰”照相馆。1913年,棚厂街小学教员汪幼孚三子汪洁吾在“玉壶冰”照相馆学习三年后,与二兄汪慎(wāngshèn)吾在县门口(ménkǒu)开办了“容华(rónghuá)(rónghuá)”照相馆。汪家兄弟经营(jīngyíng)有方,照相业务越做越活,遂于1930年分设照相馆,由汪慎吾花光洋二千三百元置羊叉街何某房屋一栋开“容华”照相馆,汪洁吾则仍在老县(lǎoxiàn)门口开设“荣华”照相馆。

除余松斋的“玉壶冰”、汪慎吾和汪洁吾兄弟的“容华”“荣华”以外,湖北人吴(wú)新庭、吴金元兄弟和孙凤池也(yě)先后来岳阳开设了照相馆。其中(qízhōng)1927年(nián)由湖北鄂城进入岳阳的吴新庭、吴金元兄弟与负责管理岳阳楼的道长签约(qiānyuē),进入岳阳楼两侧的“三醉亭”与“仙梅亭”,分别开设了“天然”和“金元”照相馆。
由于岳阳城关地处南(nán)北交通要道,外来商旅众多,而(ér)当时下火车后,岳阳城内只有经先锋路、塔前街、羊叉街、天岳山、南正街过吊桥至岳阳楼一条“直肠子”街道。因此,随后一些照相(zhàoxiàng)行业从业人员开办的(de)照相馆大都分布在这条如今统称洞庭南路历史文化(wénhuà)街区的老城区域。除(chú)“玉壶冰”“容华”“荣华”以外(yǐwài),还有天岳山的“楚华楼”、油榨岭的“留真”、吊桥的“宛在轩”及后来羊叉街的“银星”等照相馆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日机多次轰炸岳阳(yuèyáng)城,迫使居民疏散,商铺关门。1938年日寇侵占岳阳前夕,“容华”“荣华”“玉壶冰”分别迁往岳阳县渭洞、华容县注滋口。其他迁往沅江南大膳等地另谋生计。只有在(zài)“天然”“金元”吴氏兄弟店里担任照相技师的叔叔(shūshū),不放心两位侄子的家业(jiāyè),执意留下守店,结果因(yīn)抵触(dǐchù)日寇被枪杀。日寇占领岳阳8年,只有“大冢”等两家由(yóu)日本人所开的照相馆(分别开在油榨岭和茶巷子)靠拍摄所谓“良民证”上的照片盘剥难民。
抗战胜利后,岳阳照相(zhàoxiàng)馆业主(yèzhǔ)陆续复业。其中湖北人孙凤池在岳阳楼下开设了“银光”照相馆,其子孙建民在羊叉街开设了“银星”照相馆。另有赵考寿在茶巷子开设了“远东”和“唯一楼”两家照相馆。城区内照相业全部经营日光黑白照相,内置玻璃摄影棚,采用蓝布、白布活动调光,照相机一般为德国产蔡斯(càisī)、“蔡纳”镜头(jìngtóu),摄影使用(shǐyòng)德制“埃克法”和美制“柯达”胶卷(jiāojuǎn),也有使用“柯达”颜料色谱,在黑白照片上(shàng)手工加绘(jiāhuì)彩色。也有摄影师走出店门,串街入巷,上门拍照,收费一般略高于店堂,2寸照银圆6角,4寸照则价格加倍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社会稳定,岳阳城里的私人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发展到23家,设备(shèbèi)仍较简陋,借用日光在玻璃棚内照相,用活动木制框玻璃架印相。底片与相纸夹在架内,计时以口报数字为准,用日光曝光,用红纸贴在煤油灯上遮住光线洗相。1956年(nián)公私合营,合为7家公私合营照相馆。随后又精简到“天然”“湖山”“容华”三大照相馆。随着(suízhe)城区普及(pǔjí)供电照明,照相工艺有所改善(yǒusuǒgǎishàn),布景式样增多,摄影效果增强(zēngqiáng)。20世纪60年代至(zhì)70年代,照相工艺有了改进,开始用自动快门(kuàimén)电光照相和红光电灯洗相,并采用了电子定时(dìngshí)印相机印相,操作(cāozuò)比较灵敏方便且质量可靠。1970年开始,位于南正街的“旭日”照相馆开始经营照相器材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,讲美即是“封资修”,店里规定只能拍正面照,只能着青、蓝和绿色服饰照,布景、姿势、发型等均(jūn)有限制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拨乱反正,照相行业迅速发展,“光和影”的照相技术和原来可望而不可及的照相器材也逐步走入(zǒurù)寻常百姓家(jiā)。
照相人不为人知(bùwéirénzhī)的故事
照相机普及之前,岳阳(yuèyáng)城区从事(cóngshì)专业照相的人并不多,从清末到民国三十五年(1946年)照相馆从业人员仅发展到62人。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(hòu)的1956年公私合营,照相馆在(zài)册员工也还只有(zhǐyǒu)70人。在这人数极少的队伍中,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故事。在搜集洞庭(dòngtíng)南路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故事的过程中,我们从中撷取了几朵浪花:
1945年日寇投降后,逃难回来的(de)(de)(de)(de)吴新庭在靠(kào)岳阳楼三醉亭恢复了“天然”照相馆的营业。吴金元在仙梅亭的“金元”照相馆也重新开业。1948年,原国民党国防部长(guófángbùzhǎng)白崇禧一行军政要员,来岳阳楼游览后拍照合影。当年“天然”照相馆的吴新庭支起老式相机座架,看着荷枪实弹和全副武装的军人,心里异常紧张,慌忙中将6寸胶片暗盒当作8寸暗盒使用。
当照片(zhàopiān)洗出来后,才发现底片小了,合影人群中两边站立的人物有些未照进去。当时吴新庭一家人吓得差点(chàdiǎn)跑路。随后勤务兵拿照片,看见中间坐着(zhe)的白崇禧等要员在其中,便匆匆拿着照片走了,幸免了一场(yīchǎng)灾祸。
而“银光”照相(zhàoxiàng)馆的孙凤池却没有(méiyǒu)这样幸运。他在抗战胜利前夕,为了养家糊口,背着一只沉甸甸的箱子,装着简易的照相洗相设备来到岳阳城里,慢慢积累开了一家“银光”照相馆。“文革”中,他不经意间说漏了一句话,让人知道他在武汉黄鹤楼(huánghèlóu)照相馆做学徒(xuétú)时曾给前来游览的蒋介石(jiǎngjièshí)拍过一张照片。被人揭发后当即被审查(shěnchá)关押,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半年之久。
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(niándài)中期,岳阳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从业人员主要是汪氏家族,有汪继真、汪继成、汪洁吾、汪慎吾等。而(ér)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,岳阳城区照相馆吴、孙两姓几乎占了半壁河山。当年(dāngnián)照相行业公私合营(gōngsīhéyíng)时入册的只有70人,而吴家和孙家子孙后代从业者(cóngyèzhě)众多,如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吴继昌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孙建丽等,称得上是照相世家。

那个(nàgè)年代,照相(zhàoxiàng)业作为(zuòwéi)一门技术活、经验活,拍照讲究用光和角度,冲洗须经多道复杂工序。入行照相技术工种(jìshùgōngzhǒng)需要3年学徒期,照相业的摄影师、暗室师、整修师(修版)、着色(彩色)师等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,因此过去的照相从业人员多系家传。后来岳阳(yuèyáng)城区照相业纳入国营,在商业系统属于特种行业。
“天然”照相馆吴继昌老师傅(lǎoshīfù),练就一手修底片绝活,全凭一双巧手,用简单的铅笔、毛笔、修复刀勾勒出底片完整轮廓。尤其是顾客照相时眼睛眨了,他能在底片上(shàng)修复好,避免(bìmiǎn)顾客重新照相。

在老一辈照相(zhàoxiàng)馆师傅中出现了一大批照相高手(gāoshǒu),他们为顾客拍摄的(de)各种人物照片,有的被(bèi)(bèi)作为样板展在橱窗里,成为当时除电影、戏剧之外岳阳城头唯一的“街头文化”,也成就了不少(bùshǎo)爱情佳话。如当时一位“姊妹理发店”的女理发师,因面容姣好被拍成(pāichéng)模特展示在照相馆的橱窗内,引来不少追求者,不久这位“理发西施”就被巴陵戏剧团的一位名角追求。还有从羊叉街“容华”照相馆调到“岳阳楼”照相馆的戴阳生为当年下放君山茶场的女知青谢元元拍了一张(yīzhāng)英姿飒爽的女民兵形象展在橱窗内。60多年过去了,人们仍对这张英姿飒爽的照片记忆犹新(jìyìyóuxīn)。

光与影凝结成(chéng)的时光印记
从20世纪(shìjì)80年代起,随着时代的发展,岳阳(yuèyáng)国有(guóyǒu)照相行业(hángyè)逐渐衰退。原“旭日(xùrì)”照相馆老员工文光楚成为行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开拓者,他独自跳出国营行业,干起个体照相。之后开设“青春”和“巴黎”照相馆,在岳阳城区名噪一时。接着,曾当过摄影公司一把手的陈汉湘也在南湖大道开办了一家“迎宾”摄影社,凭着他高超的摄影技术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,连市里每次重大的领导接待活动(huódòng)都是安排(ānpái)他担负集体合影任务。

随着市场全面(quánmiàn)放开、科技进步和数码摄像技术的(de)飞速发展,照相行业(hángyè)的门槛不断降低,便利的小型数码照相馆出现(chūxiàn)在街头巷尾,尤其是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,使得传统的国营照相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、市场化(shìchǎnghuà)。2010年,全市商业系统原有企业与人员实行全体改制,目前仅南正街“旭日”照相馆还保留这块招牌,由全市照相行业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女共产党员、国有摄影(shèyǐng)公司(gōngsī)最后一任党支部书记孙建丽延续岳阳照相业百年(bǎinián)来的经营业务。孙建丽16岁就继承老父亲孙凤池和兄长的事业加入照相馆工作,从事过照相、洗相、放相、修相、修底片、彩扩等工作,是个传统照相馆的“全褂子”。她(tā)在国有摄影公司所有(suǒyǒu)员工得到安置后成为“旭日”照相馆的最后一名值守者。今年68岁的她不管刮风下雨,每天一早(yīzǎo)坚持打开店门迎接顾客,此举既照顾(zhàogù)了几代人凝成的照相情结,也为洞庭南路老街留下了百年历史文化印证(yìnzhèng),楼上还保存着几代人用过的照相器材。

过去百年,汪继真、汪慎吾、吴新庭、吴金元、孙凤池、孙建民、方继建、杨建君、严望开等照相行业的前辈们用光和(hé)影为千千万万的顾客和他们(tāmen)的家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,那一张(yīzhāng)张用双手拍摄洗印的照片在人们心中凝结成永不褪色(tuìshǎi)的时光印记!
来源:岳阳日报·云梦周刊(zhōukā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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